<p>　遗产旅游是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国外，其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1974年创刊的《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后简称ANNALS)，是“当代英语国家旅游学术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长期以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起着导向作用。”从它关于遗产旅游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可以大致了解相应时期国际旅游学术界对遗产旅游的研究情况。通过检索(以题目和关键词进行检索)，自1974～2003年第一季刊(Vol.30，lssue 1)，共有主要的相关文献52篇。文献性质可分为三大类别：①研究论文及研究情况综述；②对关于遗产旅游的著作的评述；③关于遗产旅游的国际会议及会议论文的报告。<br /> 1　研究论文及研究综述<br /> 　　关于遗产旅游和其旅游规划设计的研究论文及研究综述共有38篇，相关文献的发表从1987年开始，作者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等，研究不仅涉及广义的遗产而且还关注了世界遗产项目地。<br /> 　　1.1　年份数量分析<br /> 　　对不同年份发表的文献数量的统计，见图1：<br /> 　　<br />  <br /> 　　图1　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数量<br /> 　　<br />  <br /> 　　图2　作者来源国的分析<br /> 　　据图，可大致把该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1987～1992年为研究的起步阶段，少量的论文间断性的发表，且都是案例研究；第二阶段，1993年至今，相关论文得以持续发表，且数量开始增多。特别是1996年ANNALS第二季刊的“遗产特别专题”给予了遗产旅游研究以特殊的关注。之后的研究，视野逐渐走向开阔，内容涉及较广，遗产旅游逐渐成为国际旅游研究的焦点之一。<br /> 　　1.2　作者来源分析<br /> 　　对论文作者来源国的统计，共有56位作者来自13个国家或地区，其中英国最多，其次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如图2。同时，英国作者发表文献的年份也最早(1987)，且和其他国家有最多的合作研究，在遗产旅游研究方面占据突出的位置。加拿大于1993开始出现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19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开始于1996年，且持续每年都有研究成果出现。<br /> 　　从发表文献的集中度来考察，遗产旅游的研究进展和世界遗产地的分布之间并没有出现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讲，每个缔约国(截止到2003年3月14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已经得到176个缔约国的批准，730项“世界遗产”分布于其中的125个缔约国中)的世界遗产项目的多少并不标志着该国遗产旅游研究水平的高低。如排名第一位的世界遗产项目大国西班牙仅在1996年才出现一篇关于遗产旅游的文献，且还是和其他国家的合作研究。<br /> 　　1.3　主要研究内容<br /> 　　1.3.1　对世界遗产项目的研究<br /> 　　自1972年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大会召开以来，到2002年6月的布达佩斯大会，730个项目已被确认为世界遗产(其中文化563项，自然144项，复合23项)。这些项目，各自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或者美学价值，许多项目已成为或正在成为著名的旅游吸引地，同时也逐渐成为国际旅游研究关注的焦点所在。由ANNALS搜索到的关于世界遗产项目的研究论文共有6篇，涉及世界遗产中的城市、海岸、考古遗址、野生动物栖息地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设计的影响、遗产的旅游开发、遗产旅游的价值等方面。<br /> 　　旅游业的空间增长，使人们对世界遗产地的环境和文化完整性的关注日渐增加。加拿大的Anne Drost(1996)①通过综述的形式对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及管理作了总结和分析。作者认为，可持续旅游的发展需要相应的规划及政策去消除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指出遗产地发展可持续旅游业的两个途径：教育与调节，也可称为“萝卜法”(carrot)和“棍棒法”(stick)。这两种方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br /> 　　意大利Jan Van der Borg；Paolo　Costa；Giuseppe Gotti(1996)②三人的论文以世界遗产中的城市为例对遗产旅游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遗产城市在吸引许多游客的同时，产生了收益与损失。当损失超过收益的时候，必须对旅游业的发展进行调节。他们分析了七座艺术城市观光事业的市场和政策：Aix-en-Provence，阿姆斯特丹，布鲁日(Historic Centre of Brugge 2000 C(分别表示：世界遗产项目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年份/世界遗产的类型，C代表文化遗产，N代表自然遗产，M代表文化自然双遗产)，佛罗伦斯(Historic Centre of Florence 1982 C)，牛津城，萨尔斯堡(Historic Centre of　the City of Salzburg 1996 C)和威尼斯(Venice and its Lagoon 1987 C)。调查结果显示旅游业不但威胁当地经济的活力，还威胁到遗产的完整性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出急切需要控制和引导客流的措施。<br /> 　　英国的Jonathan R.Edwards(1987)③就旅游业和娱乐业对英国遗产海岸(Giant′s Causeway and Causeway Coast 1986 N)的生态影响做了调查，评估了可能造成的生态冲击、冲击的性质和范围，提出在现有管理技术的范围内如何抑制冲击的方法，探讨了未来可能开发的遗产海岸项目。<br /> 　　Maurizio Peleggi(澳大利亚)(1996)④调查了泰国的世界遗产(Historic Town of Sukhothai and Associated Historic Towns 1991 C)；(Historic　City of Ayutthaya and Associated Historic Towns 1991 C)；(Thungyai-Huai　Kha Khaeng Wildlife sanctuaries 1991　N)；(Ban Chiang Archaeological Site 1992 C)与国际、国内旅游业的关系；认为遗产旅游是国际旅游的重点之一，另外还是发展中的国内旅游的主要吸引地；同时分析了政府旅游机构对遗产及遗产地开发的措施情况。<br /> 　　玻利维亚高地中的一座殖民城市Potosí(City of Potosí 1987 C)，1545年建立的城市银矿是非常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Michael Pretes(澳大利亚)(2002)⑤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该地开展遗产旅游的价值所在，认为旅游为盖丘亚族矿工提供了一个展现他们故事、回顾西班牙占据时期悲剧历史的机会，成为讲述本地故事的载体。作者还对在Potosí的游客与当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调查。<br /> 　　荷兰的Antonio Paolo Russo(2002)⑥研究了遗产城市中旅游发展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现象(根据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理论，旅游地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不可控制地会衰落的现象，文中描述了在旅游地生命周期较迟阶段的探险旅游者的初期阶段，和城市旅游吸引点的衰微，两者之间的自主的结合)。作者依据威尼斯(Venice and its Lagoon 1987 C)这一个案，探讨了旅游业空间组织中的多种关系、遗产城市中旅游产品的质量、地方的经济动力等问题，认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有效政策应针对“恶性循环”中的关键点，例如文化资源的质量和目的地的可达性而开展。<br /> 　　1.3.2　对“广义”遗产的研究<br /> 　　广义的遗产，是指地球与人类在漫长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中，所有包含具有遗产价值的载体，其中具体的案例地也许会在未来被纳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中去。对这类广义遗产的旅游研究在ANNALS中占了绝大多数，共有32篇。根据研究的内容可分成12个方面。<br /> 　　(1)遗产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br /> 　　有5篇文章探索遗产地的旅游资源，通过对不同类型遗产旅游如文化遗产旅游、工业遗产旅游、城市遗产旅游等的研究，探讨它们的发展前景。<br /> 　　美国的Rita-Jean Browne和Mary　Lee Nolan(1989)⑦探讨了美国西部文化遗产的预定旅游业(reservation　tourism)的发展情况。指出旅游业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潜力空间。如果有适当的管理，旅游业可以有效复兴地区文化并保持其特征，同时还能提高印第安文化的知名度。<br /> 　　J.Arwel Edwards(英国)和Joan　Carles Llurdés i Coit(西班牙)(1996)⑧对工业遗产的旅游发展潜力进行了研究，提出工业遗产旅游吸引地应被列入更广泛的遗产旅游的框架中。文章论述了工业遗产地的形象体制，提供了工业遗产旅游发展的几种不同视点，研究案例来自威尔斯和西班牙。<br /> 　　加拿大的C.Chang T.；Simon　Milne；Dale Falon和Corinne Pohlmann(1996)⑨通过对蒙特利尔和新加坡的案例研究，指出遗产旅游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再发展的一个方法。对城市遗产旅游发展进程的研究往往分为两部分：“由上而下”――注重全球因素和外界因素在城市再发展中的作用；和“由下而上”――关注对当地的影响。文章提倡合二为一的研究方法。<br /> 　　加拿大的Ronald G.Seale(1996)⑩对加拿大遗产旅游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回顾了历史、文化、自然科学家以及当地社区居民们对文化、自然遗产保护的贡献。<br /> 　　幽灵虽然不存在于世，但利用它的神秘性会产生出特别的社会空间关系。英国的David lnglis和Mary Holmes(2003)(11)探讨了在苏格兰，幽灵(ghost)和遗产旅游的关系。论文描述了在作为主要旅游地的苏格兰地区，曾经有所谓幽灵出没的历史，剖析了刺激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些机制。<br /> 　　(2)遗产在旅游开发中的保护<br /> 　　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尤其对于具有遗产价值的资源来讲更为重要。新加坡的Teo，Peggy；Huang，Shirlena(1995)(12)通过对旅游者和本地人的调查，总结了新加坡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计划和措施。调查显示，旅游者被认真修复的旧殖民地的传统建筑所吸引，但保护工作的“博物馆化”并不能真正保护当地的遗产。<br /> 　　喜马拉雅山拥有丰富而伟大的有形遗产(built heritage)，但直到目前其旅游业潜力还未充分得以发挥。英国的Myra Shackley(1996)(13)研究了西藏的中古旅馆(inn)，认为这是最完整的中古旅馆网络，但它们却面临着相当的经营压力。论文讨论了西藏旅店发展的潜力；提出一个试验性的系统，分析旅店和喜马拉雅有形遗产保护体系中各种因素的普遍关系。<br /> 　　澳大利亚的Michael S.Simons(2000)(14)提倡赋予遗产地知识产权。他探究了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国际知识产权，本土文化和遗产艺术，澳洲的原始居民，和它们之间的重要联系。<br /> 　　肯尼亚的Kennedy I.Ondimu(2002)(15)的研究调查了肯尼亚西部Cusii社区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方面的情况，同时深入地探讨了旅游者游览文化遗产地的原因，其结果用于建立旅游吸引地的发展模型以引导文化遗产旅游的规划。<br /> 　　(3)遗产旅游的管理<br /> 　　相关研究最早出现在1994年。<br /> 　　1990年代以来南极圈和近南极圈区域里的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已有了实质性的发展。然而，对近南极圈区域中的旅游调查却相对较少。澳大利亚的Michael Hall和新西兰的Mariska　Wouters(1994)(16)研究了近南极圈自然旅游的管理，探讨了该地旅游的增长及其性质，还有保护这些地区脆弱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管理制度的发展情况。指出旅游管理政策的发展对实现该地可持续旅游的至关重要性。<br /> 　　英国的Brian Garrod和Alan Fyall(2000)(17)对特尔斐历史遗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遗产机构的官员、顾问，以及英国学者进行了调查。目的是要研究遗产地长期管理的主要限制和相关政策问题。主要讨论了三个议题：遗产地的基本任务；游客入境的影响因素；遗产地各自的遗产管理作用和公共机构在建立旅游管理和遗产保护项目中的作用。同时对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策略进行了评估，并讨论了它的重要性。<br /> 　　(4)旅游者的需求与动机、行为和体验<br /> 　　遗产旅游与一般旅游产品的不同会通过旅游者得以表现。英国的Richard C.Prentice；Stephen F.Witt和Claire Hamer(1998)(18)分析了旅游者在旅游吸引地的旅游需求，特别是在工业遗产公园的情况。调查了不同经验和不同目的的旅游者团体，通过推论，描述了他们的旅游动机和社会经济背景。<br /> 　　澳大利亚的Terence J.Brown(1999)(19)对遗产地旅游者的行为作了研究。论文主要调查了观光者攀登澳大利亚中部的Uluru的一些行为，结果表明登山行为在性别上有很大不同。<br /> 　　英国的Yaniv Poria；Richard Butler；David Airey(2003)(20)在对“遗产旅游只是简单地表现为遗产地的旅游吗？”这个观点提出质疑的基础上，提出认知才是遗产旅游的核心。调查了四组参数“个人的性格”、“遗产地属性”、“知觉”、“认知”和行为(前期、中期、后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个人对遗产地的认知与旅游的类型有关，同时特别指出与遗产地有密切联系的人(比如有地缘关系的人)可能与其他人表现得不同。结论指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对遗产地的管理有很重要的意义。<br /> 　　美国的Dallen J.Timothy(1997)(21)论述了四种遗产体验的模式，提出研究个性化遗产旅游的潜在的广阔空间。<br /> 　　在英国，遗产旅游的专题研究和考古学有着相当多的联系，考古学对遗产旅游的旅游体验有相当的作用，英国的John G.Robb(1998)(22)对此进行了研究，探究了在某些特殊位置的两者的结合。如在Cornwall Tintagel的村庄和城堡，那里亚瑟王的传说和文学协会的诸多活动满足了许多游客的期待。<br /> 　　文学遗产地吸引着旅游者进而形成遗产旅游的景观部分。英国的David Herbert(2001)(23)研究了文学遗产地的旅游和遗产体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的问题包括了对文学旅游者已有的关注；他们从游览中得到什么类型的满足：是文学朝圣者、还是一般旅游者较多；对真实性和遗产保护的争议，与旅游体验关系如何。<br /> 　　(5)遗产旅游的影响<br /> 　　英国的Bob Simpson(1993)(24)就旅游业对斯里兰卡人在多层次上的影响作了研究。在对斯里兰卡礼仪表演的观察研究中，作者描述了当地礼仪专家对本土手工艺旅游市场的回应方式。并通过对面具制造的家庭作坊的案例分析，阐明了旅游发展与传统表演、传统工艺的恢复是相协调的。<br /> 　　(6)遗产旅游中的利益分析<br /> 　　中国香港的Sidney C.H.Cheung(1999)(25)意图描述四种不同参与者对遗产旅游的意义。第一是政府；第二是某些机构，他们都试图吸引国际旅游者；第三是地方性的组织，他们使国内旅游者自觉地去发现遗产地的文化特色；第四是遗产地的拥有者，他们抗议政府为遗产地总体上的发展而重新进行大规模的修建。<br /> 　　(7)真实性(Authenticity)<br /> 　　真实性是游客旅游体验后产生的对旅游吸引地或其某一方面的感受。加拿大的Adolf Ehrentraut(1993)(26)研究了在日本旅游真实性与遗产建筑的关系。分析的范围包括了从仍然被拥有者使用的遗产建筑到户外博物馆展现的保护建筑。分析显示遗产建筑是地方精华的象征，而且是构造地区意识形态的确实符号。结论把旅游者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真实性和社会阶级分化联系在一起。<br /> 　　新加坡的Peggy Teo和Brenda S.A.Yeoh(1997)(27)概略描述了Haw Par　Villa作为居民休憩设施，经由私人企业改为国家旅游点的发展过程。一项当地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本地人执着于旧的vills的回忆，而旅游者则更关注在主题公园中的商业化消费。两者的反应差异强调了民俗和历史在地方景区规划中的重要性。<br /> 　　新西兰的Alison J.Mclntosh和英国的Richard C.Prentice(1999)(28)通过考察工业文化遗产吸引地，分析了英国旅游者是怎样确定真实性的。结果表明了旅游者感知真实性的多元化，体现了在旅游吸引地解说对游客体验和情感影响的重要性。并且提炼出旅游者确立真实性的三个思考程序：加强同化、认识感知和反馈的协调。<br /> 　　澳大利亚的Gordon Waitt(2000)(29)调查了旅游者在澳洲The　Rocks对历史真实性的感知。认为所有旅游者对历史体现的感受都是真实的。旅游者的性别、收入、教育水平等一同被探究，以识别这些因素可能如何塑造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随后产生的真实性。<br /> 　　英国的Chris Halewood和Kevin　Hannam(2001)(30)对欧洲维京遗产旅游作了深入的研究。基于定性的分析，论述了欧洲维京遗产旅游的地理尺度，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体验作了简要的个案研究，由此提出了对真实性(Authenticity)和改革(Commodification)观点的争论。作者还总结了在维京遗产旅游中如何规范观念和管理。<br /> 　　(8)遗产旅游的解说<br /> 　　在遗产旅游中，解说是旅游体验重要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的Gianna　Moscardo(1996)(31)研究了遗产地的思考型游客(mindful visitor)。他假设解说是保证游客旅游体验质量的关键，并认为成功的解说是有效管理和保护有形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的关键。文章介绍了思考(mindfulness)的概念和用于设计遗产解说模型的问题，提供了一组确实的原理。认为思考是一个解析性的概念，能用于提高游客体验的质量，创造一种旅游业与有形遗产间的可持续的联系。<br /> 　　(9)遗产旅游与消费<br /> 　　荷兰的Greg Richards(1996)(32)研究了欧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消费的关系。一项对欧洲民俗旅游供应和需求的跨国研究表明：遗产地的旅游供求两者都正在迅速增加。作者从遗产地改进的角度，关注了广泛的旅游消费。<br /> 　　英国的Kevin Meethan(1996)(33)调查了约克市(York)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情况。认为旅游业不应简单概念化为一种活动，而应作为当地和全球发生关联的一种消费形式。<br /> 　　(10)遗产和后现代旅游的关系<br /> 　　遗产在后现代旅游中的作用得到检验，特别是物质遗产，是文化旅游的核心。印尼的Wiendua Nuryanti(1996)(34)研究了遗产和后现代旅游的关系，认为遗产旅游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系列规划和管理上的问题，阐述并分析了四个值得思考的方面：解说、物质遗产的旅游市场、遗产地规划、遗产旅游和当地社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指出这些方面是旅游业发展的基本问题。<br /> 　　(11)遗产旅游的价值<br /> 　　英国的Ernesto Beltrán和墨西哥的Mariano Rojas(1996)(35)研究了墨西哥遗产考古的资金筹备问题。论文评估了考古遗迹的价值，研究了资金筹备的变化情况。<br /> 　　澳大利亚的Michael Pretes(2003)(36)研究了遗产如何展现民族主义。作者认为国内旅游者对遗产的观念和认识是形成和维护国家特征的关键。案例来自美国南达科它州――Mount Rushmore国家纪念馆Wall　Drug Store和Rapid City Dinosaur公园――它们都表现出了国家历史的某一特征。<br /> 　　(12)遗产旅游的定义<br /> 　　对于遗产旅游的定义，英国的Brian Garrod和Alan Fyall和Yaniv Poria；Richard Butler；David Airey(2001)(37)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Brian Garrod和Alan Fyall在论文中阐明遗产是“集中了我们继承的一切”，遗产旅游“能从历史建筑物、艺术品、美丽的风景中得到任何意义”。然而，Yaniv Poria、Richard Butler和David　Airey却认为采用如此方式描述遗产旅游的概念，会导致遗产旅游和历史旅游之间的不明确，在处理遗产旅游和历史旅游的相关问题特别是管理问题时会导致混乱。<br /> 　　Yaniv Poria等认为遗产旅游的定义应基于以下两个概念：首先，旅游者的动机(他们是否由于遗产吸引而决定游览)；其次，旅游者对一个地区的感知(他们是否视作其为自己遗产的一部份)。定义把遗产旅游者分为三类型：认为遗产地与自己无关的游客；认为是遗产是属于自己的游客；和不知道这是遗产地的游客。Brian Garrod等(2001)(38)对此又进行了反驳。认为Poria等对遗产旅游的定义存在许多缺陷。比如，它考虑的只是参与遗产旅游的人的立场，而没有考虑供应遗产旅游体验的人的看法；它过于依赖于旅游者的感知，然而一般认为这些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市场行销影响的等等。<br /> 2　著作的综述<br /> 　　Annals中共有9篇文章介绍了9本关于遗产旅游的著作，包括了下述等6个方面。<br /> 　　2.1　遗产旅游管理<br /> 　　《旅游者和国家财产：保护澳洲遗产措施》这本书以澳大利亚Uluru(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l987，1994　M)、Kakadu国家公园(Kakadu National Park 1981，1987，1992 M)等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为例，论述了遗产地旅游管理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主要包括“旅游业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游客对遗产地的影响”、“评估旅游影响的技术与方法”、“降低旅游影响的范围”、“旅游者行为和态度的评估”、“文化遗产地旅游管理的概况和评价”等内容。<br /> 　　《新西兰和澳洲的遗产管理》这本书聚焦在两个相互影响的方面：遗产管理的过程以及游客们在不破坏遗产的前提下得到的体验。作者明确了遗产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在结论中对未来战略进行了生动的讨论，提出“自然观点”、“地方感受：内在与综合的观点”、“人文观点：欧洲文化及物质遗产”这三个极佳的体制，并为不同的国情提供了不同的战略选择。<br /> 　　《不协调的遗产：冲突中作为一种资源的旧式管理》的作者指出，这本书是《历史旅游城市》(The Tourist-Historic City，by Tunbridge和Ashworth 1990)的续集。作者调查了遗产管理在一系列公共地点(例如：博物馆和游客中心)和在不同地域的(例如：中欧，加拿大和南非)具体情况，提出了三个解决遗产管理不协调问题的方法，一个“包罗”(inclusivist)的方法是把所有的看法合并为一；一个“最低主义”(minimalist)的方法是寻找“发展对所有的居民具有一般意义的遗产主题，去避免不协调”；还有一个“地方化”(localization)的方法是发展或提供一个“所有不同地区和阶级对不同遗产信息都默认的接受办法”。这本书为研究遗产管理中潜在的价值冲突做了有意义的开拓。<br /> 　　2.2　遗产旅游解说<br /> 　　《遗产专题讨论：遗产解说的社会表现》这本论文集是基于1988年第二次世界遗产解说讨论会而出版的。根据其亚标题分为两册：《自然和建筑环境》和《旅游者的体验》。《自然和建筑环境》围绕“解说有没有价值”这个主题而展开。《旅游者的体验》则给予了旅游者更多的关注。<br /> 　　《关于遗产和环境解说的当代论题》这本书关注了“解说”这个主题的方方面面，并进行了相当深度的探讨。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解说的理论学说、解说中的环境问题、关于地方感知的问题、描述旅游价值的关键词的重要性等。<br /> 　　2.3　遗产旅游的社区研究<br /> 　　《遗产地附近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是一份研究报告。它探究了当地居民对遗产地发展旅游业的不同态度。通过对地理学术语“空间接近(Belsile和Hoy1980)”(spatial proximity)的分析，引进了一个关于“遗产接近”(heritage proximity)的新概念，并以此来定义居民对遗产地感知的变迁过程。<br /> 　　2.4　遗产旅游的殖民性研究<br /> 　　殖民城市和它们的有形遗产是研究权力结构、社会关系、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最佳对象，旅游的重要性也包括其中。《有形遗产和殖民城市》即是关于殖民遗产和旅游之关系的探索性研究报告，案例包括了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等被英国统治超过长达100年的地区。研究调查了殖民城市中遗产的用途，提出了“旅游是否是评论家所说的新殖民化的媒介”这个问题。<br /> 　　2.5　制造业遗产旅游<br /> 　　《消费传统，制造业遗产：旅游时代的全球规范与城市模式》论文集呈现于1998年12月6日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国际传统环境研究大会上。这本书与先前出版的文著的不同在于对建筑环境的明显强调。论文集被分为三个部份：“传统和旅游的再思考”、“形象和制造业遗产”和“制造业和消费：全球的和地方性的”。这本书提出了“遗产的产生和传播对国家特性的重要性”这个重要观念，并对制造业遗产(manufacturing heritage)的概念和应用进行了探究。<br /> 　　2.6　遗产旅游的综合研究<br /> 　　《遗产、旅游和社会》是《旅游、休闲和游憩》研究系列的中一本热门论著，来自欧洲的不同作者在各自的章节中提出了关于遗产旅游的各自观点，反映了欧洲学界的在遗产旅游方面的研究状况。主要论题有：遗产旅游的市场、规划、解说、和真实性。<br /> 3　国际会议及会议论文<br /> 　　ANNALS中共有8篇文章记录了8次国际遗产会议，主题包括以下5个方面，有学术理论的研讨，但更多的是遗产旅游实践工作的交流。<br /> 　　3.1　遗产旅游的规划及影响研究<br /> 　　为解决埃及旅游规划和旅游发展的有关事宜，埃及旅游和国民航空部于1992年2月17～22日在埃及召开了“旅游、遗产和环境”国际会议与专题讨论会(Tourism，heritage and environment)。这次会议的一部分在开罗召开，主题是建筑和旅游，以及旅游在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代表们主要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大多是规划师和建筑师、大学教职员和实践专家，拥有旅游发展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专题讨论会预先确定的研究案例包括阿斯旺和Luxor(Ancient Thebes with　its Necropolis 1979 C)等地。讨论会对这些地点提出了一些旅游发展的建议。<br /> 　　3.2　遗产解说和遗产保护<br /> 　　为了深化1985年遗产解说国际协会(Hll)在班夫公布的目标：遗产解说对世界级和国家级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是不可或缺的。1991年秋季(11月3～8日)，H ll的第三次国际大会在太平洋西北瓦胡岛的Waikiki海岸举行。会议围绕“旅游质量的综合汇报”这个主题，提出了关于旅游专题讨论中的解说和保护事宜。会议吸引了39个国家的400位代表。大会产生了火奴鲁鲁章程(来自30个国家的220位代表签字)，它意在探索并表达遗产解说和遗产保护在国际水平上的声音。这份重要的文件被Hll接受，并上呈联合国。<br /> 　　3.3　遗产保护和遗产旅游<br /> 　　“欧洲文化遗产的保护”(Sustain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Europe)会议于1998年3月13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大会讨论了世界遗产和欧洲遗产地区文化旅游的平衡发展问题。大会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英国分支(ICOMOS UK)组织，并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会议成功地激发了欧洲遗产和文化旅游界的主要从业者开展了活跃的讨论，更多地关注关于保护和旅游业发展间的平衡问题，而不是一般的仅仅关于保护问题的辩论。<br /> 　　3.4　遗产旅游的开发、保护及遗产解说<br /> 　　1998年8月25～27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遗产，多元文化吸引地和旅游业”(Heritage，Multi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tourism)国际大会。大会由Bogazici大学旅游管理研究中心和土耳其经济社会历史基金会举办。有来自22个国家超过20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包括了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文化、社会容量和遗产旅游发展的关系；在全球和地方的差异和统一中旅游怎样持续发展；遗产的开发应该避免什么问题和如何避免；旅游产品在市场的变更下怎样定位；在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怎样协调部门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避免可能的冲突；在发展可持续的文化旅游产品中，当地政府、国际政府代理机构、当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如何进行协调以及帮助文化遗产的市场开发等。<br /> 　　3.5　遗产旅游的管理<br /> 　　“遗产城市的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 in Heritage Cities)第二次国际研究会(以色列拿撒勒，2000年2月3～5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尼斯分处主办。来自11个国家的共41位专家、城市官员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总结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尼斯分处开展的1991年“艺术城市和旅游客流”计划和1995年“艺术城市的旅游路径选择”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对1999年“欧洲和地中海的20多座遗产城市的旅游管理”计划进行了讨论，希望为遗产城市建立一个旅游管理的一般行动框架。<br /> 4　结论与展望<br /> 　　通过对ANNALS自1974～2003年近30年来发表的有关遗产旅游的52篇文献进行分类和分析讨论，得出以下结论：<br /> 　　4.1　国外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Annals中的相关文献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出现。<br /> 　　4.2　研究仍然是以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作为初始阶段的特点，但随后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研究分支迅速细分化，数量亦快速增长，成为国际旅游研究中的焦点之一。<br /> 　　4.3　研究涉及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的影响，遗产旅游的开发，遗产旅游的价值，旅游开发中的遗产保护，遗产旅游的管理，旅游者的需求与动机、行为和体验，遗产旅游中的利益分析，真实性(Authenticity)，遗产旅游的解说，遗产旅游与消费，遗产旅游的定义等诸多方面。<br /> 　　4.4　无论是具体案例的分析，还是基础理论的探讨，都已有相当的深度。应该说，国外的遗产旅游研究已经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局面。<br /> 　　4.5　未来的工作尤其需要加强对世界遗产地的针对性研究，使研究能够直接指导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br />